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牋 西方社会面临自我挑战
7月7日伦敦的四声恐怖爆炸震惊了世界，也干扰了8+5国首脑会议的原定议程和议题，也让一个喜获奥运举办权的城市大大扫兴。为什么极端主义恐怖分子能顶风作案，竟敢、竟能在一个召开世界最顶级会议的国家、一个刚获奥运举办权的城市发动此次恐怖爆炸袭击？其操作过程竟然成功穿透有几千架闭路电视、成千上万名警察严密监控的安全保安系统。如果连固若金汤的伦敦城、连征战萨达姆的国家都不放在眼中，他们的行动还有什么障碍呢？法国反恐法官里卡尔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象这样规模、组织严密的爆炸不可能是临时从外国入境的恐怖分子所为，而只能是在伦敦已经准备了至少6个月到一年的人所干的，而能在伦敦呆6个月或一年，显然不会是旅游者或者是还在申请签证的移民。鲜花
过时的西方移民政策
可以说英国挨炸的间接原因牵涉到英国及西方国家的战后移民政策。冷战结束十几年了，但实际上，英国及西方各国原来在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移民法律政策基本保持着原样。这一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以反共或者说是以所谓西方民主自由模式、人权等来划线，而正是这一政策，导致英国等国成为许多宗教极端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集中地。媒体透露，英国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为来自世界各国主要是象车臣、北非及中东国家的宗教分裂分子、原教旨主义者、极端组织成员在英国落脚提供难民身份，有些还给予了英国国籍，英国安全部门似乎与这些组织保持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只要这些极端组织成员不违害英国利益，就不干预。因此，许多恐怖分子甚至在英国伦敦学习、接受训练或直接被恐怖组织召到阿富汗或伊拉克进行短期的恐怖培训，然后又返回英国或直接被派到有关国家进行恐怖活动。在9·11事件之后，英国在美国的警示下开始注意象本·拉丹及其“基地”组织，并开始清理这些极端组织成员。但英国象美国一样，在人员情报方面存在漏洞，根本无法弄清这些组织的成员及活动情况。这显然埋下了一个隐患。而要改变这一过时的移民政策，除了立法机构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还需要舆论的支持，而西方政治及新闻模式在改变舆论时必须借助于重大事件。但西方国家的民众也在以标榜西方民主自由优越性的思维指导下以及几十年冷战思维的影响下，自认为西方现存的自由民主模式是最完美无缺的社会模式，要改变现状谈何易，何况它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和人权呢。
鲜花武汉
西方新闻及民主受到挑战
从另一角度来说，笔者认为，美、英及其它西方国家也可能需要这样一次事件来为其改变社会管理方式、压缩个人自由空间，以及为修改某些法律和政治运作程序来造势。由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体标榜三权分立，标榜以民意为主导，而其对民意的影响又是通过标榜透明公正的大众媒体来运作的。在这一点上正好与恐怖分子需要从大众媒体来获取情报并借助大众媒体制造轰动效应走的是同一条道（法国社会学专家语）。在此次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受到一定限制有可能已经预示英国对信息披露的掌控将会从此而有所加强，以前那种所谓“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表任何讲话”的时代可能将一去不复返，至少对某些宗教团体和社团组织的宣传品的监控将会加强。
在政治生活中，近年来，西方国家中普遍存在一种非政治化倾向，民众参加政治投票的人数越来越少，而投票结果也越来越与政治精英们的愿望相反，不能不令人担心。包括布莱尔本人连任的获票率虽然是相对多数，但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却只占22。这一倾向将使现有任何政党的合法性都将受到质疑。但任何改变现有民主政策与政体的做法都需要耗时、耗力的三权分离民主程序，况且还有政党政治相互牵制，而其操作最难的就是影响舆论。法国一名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曾说过，西方民主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才能保持自己内部的团结与活力。在冷战结束以后，尽管也曾到处寻找“敌人”，但西方仍然难以找到可以称为“威胁”足以影响舆论的真正敌人，而恐怖主义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敌人。将恐怖主义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实体作为西方民主的敌人显然是可以“经久耐用”的，而西方国家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也将会因时、因地而不断花样翻新地持续下去。
但是，由于在反恐的具体策略与步骤上，西方各国的国情有差异，美国采取耗资巨大的军事手段反恐的做法不令很难在西方国家内部获得一致，在具体的操作中是否能获得真正的实效，也是要打个大问号的。从伊拉克战争目前的形势来看，而美国这种采取军事进攻消灭恐怖主义并试图建立西方民主的做法显然受到挑战。许多西方专家指出，目前的伊拉克是越反越恐，甚至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动员基地，费卢杰之战已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而不断出现的绑架外国人质和爆炸袭击事件更是说明了这一点。以法德等欧洲国家所主张的是另一种反恐策略，他们主张采取将正常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区分开来的做法，此外主张在反恐问题上应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标本兼治还要关注世界上的贫富差距等问题。但这些意见主张显然不能说服美国。西方国家的这种不协调与不一致，特别是美国的单边行动显然影响了国际反恐的效果，也令恐怖主义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宗教极端和恐怖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
笔者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反恐的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于其目的与手段的不协调和不相称。恐怖主义早在冷战结束以前就已经存在，而只是在世界其它安全问题随冷战结束退居其次，恐怖主义问题才上升为世界的首要安全问题。但仔细分析一下现存的恐怖主义组织后就可以发现，这些恐怖主义组织从其组织结构与动作方式来说，除了“基地”组织外，其它的都很难说是一个国际规模的严密政治武装组织。
但这些组织都共有的一个特点是：都奉行一种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某种相似处境（所谓“同是天下沦落人”）作为身份认证。一旦这一思维方式被有相同命运和境遇的人所接受，这些人就可能自发地在各自所处的环境组织进行极端行动，而根本勿需某个象本·拉登一样的领袖来指挥，因为他们都可以直接服从某个“真主”或“上帝”，而勿需某个现实中的组织来指挥，只要他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合乎极端的原则与逻辑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许多恐怖组织自称是“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但实际上他们组织中真正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人可能屈指可数，他们只是借助“本·拉登”的名声而已，或者早已与“基地”组织失去了直接联系。
如以此来解释伊拉克的乱局是最恰当不过的：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包括军队从组织上早已被摧毁，但是许多伊拉克人面临的生存困境，及他们的信仰，很容易接受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从而造成无数的、此起彼伏的自发恐怖主义行动。而一旦伊拉克成为乱局，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就会自动来此寻找认同，从而加深这种乱局。西方专家分析说，在中东地区存在着巴以冲突，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各种复杂社会矛盾和压力，在媒体和通信手段的全球化影响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恐怖主义在不同的社会中都有存在的环境和存在方式，都可能会有跃跃欲试的冲动。这种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不仅仅是与宗教才能结合起来，它与政治、民族矛盾（如北爱尔兰共和军、许多国家的分裂主义等）都可以结合在一起。
正由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这种思维方式，经常与宗教信仰掺杂在一起，因此，仅采用军事手段和战争手段显然是不够的。这就象是用大炮解决空气污染一样，目标与手段完全的不相称。而要想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本问题，必须从治本开始，要有国际合作，要发挥国际组织和各国的作用，单边行动虽一时痛快却难以奏效。治本还要从解决自身社会的矛盾与社会压力开始，同时也还要用正确的观念与符合新时代的思维方式来教育与引导国民的义务。这就要求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特别是舆论引导必须从冷战思维跳出来。因为，按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其所谓的民主手段都被恐怖分子所利用了，特别是个人信仰、言论、结社自由、政治避难等。而对于这一点，西方国家还鲜有敢于直接面对的政治家，他们面对自身社会矛盾与问题时或是采取指责他国的办法，或是仍利用自身的经济、文化和技术优势对他国施加压力，或是到处找“外部威胁”以扰乱视听，而不敢正视自身的问题，结果是麻痹了自己的国民，让自己的国民仍沉陷在传统的冷战思维的迷雾中，或是仍用冷战时代的方法与思维方式来解决新时代的问题，从而延误了解决自身问题的良好时机。从这个意义来说，挑战西方社会的不是他国，正是西方社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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